4月11日，记者走进睢宁县邱圩村，满眼低矮的房屋，除了叽叽喳喳进出村部的女人，村子格外安静。
　　“村里2000多人，出门打工就有五六百人。年轻人走了，剩下老人、女人、孩子，整个就是‘386199部队’！”61岁的村委会主任刘连礼说，干了12年村官，早想退了，可没人接班，“前任书记干了15年！”
　　“年轻人出门打工，一年挣一两万元，很轻松；当村干部，书记、主任一年不过6000元，村民小组长只有800元，哪个肯干？我这年龄，想打工也不行了。”老刘直言，村官虽小事很多，“支书常年在外招商，家里靠我照应。每天早上，我骑自行车，绕村子跑一圈，哪家有事就叫住我。”
　　农民人均年收入4000多元，集体收入为零，邱圩村最大的难处还是发展慢，“基础设施欠账太多，光村内修路建涵闸，就要50万元。集体没钱，找农民筹，难啊！”老刘认为，土生土长的村官，优势在熟悉民情，腿勤嘴勤。不过，对发展经济，他感到很难。“搞过大棚，经纪人这块没跟上，东西卖不掉，农民没积极性；种油桃，都挂果了，农民嫌来钱慢、来钱少，刨掉出门打工；办工厂，哪有人肯来投钱？”
　　而62岁的黄广义，在睢宁干了30年村支书，跟刘连礼有同样感慨。“去年打报告想退，上面不批，没人顶。”没人接老黄的棒，还是因为待遇低。“我去年拿了3600元，加上考核奖，不过5000元，太低了！我干了40年村干部，如果当民办教师，到现在，每月也能拿2000元。我不敢跟机关公务员比，每月1000元，向打工的看齐，总可以吧？”他很苦恼：自己看中的能干人，人家不愿干，想干的人，能力又不行。他把自己的村子称为“捣蛋村”、“空壳村”：村里3400多人，三分之一出门打工，可是留下的男女老少，总得有人照应，村里穷，背了七八十万元的债，越穷越捣蛋，矛盾多。关于发展，老黄与老刘感同身受，“弄大棚？办工厂？没钱没技术！改变农民的观念更难。”
　　年轻人潮水般离乡进城，要素流失的乡村面临前所未有的人才危机。谁来干村官？刘连礼所在的镇，25个村支书中，50岁以上的超过一半，30岁至50岁的近四成，30岁以下的寥寥无几，其中，年龄最大的村支书鲍书俊，今年67岁，当了40多年村组干部，“明年退休，听说每月只拿200元。我都干了32年支书。”
　　老一辈村官生于农村，熟悉乡村，服务农民的信念强，在农民中的威信也高，但是，他们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低，难以更好地带领农民发展经济。在当下的中国乡村，这是个普遍问题。
　　村官虽小，却扮演了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纽带，他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状态关系基层的稳定与发展。解决村官接班人危机，必须提高待遇，吸引更多的农村能人干村官，培养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当村官。尽管村组干部不在公务员体系内，但他们承担了面向农民的公共服务职能，与机关公务员相比，只是分工不同，理应由公共财政支付与劳动付出相匹配的报酬。提高村官的吸引力，更离不开打通向上的发展通道。上世纪很长时间里，不少乡镇干部是从村干部提拔的，而现在，从“村官”到“镇官”，这一跃难之又难。应尽快让优秀的村干部进乡进镇，进公务员体系，关闭这扇激励大门，就是弱化村官对人才的吸引力。
　　当然，在经济薄弱地区，由于财政支付能力有限，短期内，难以通过大幅提高村干部待遇，从乡村内部吸引更多优才干村官，因此，从外部输入人才，选派大学生当村官，不失为好路子。各级财政为大学生村官支付工资，是为乡村治理和长远发展买单，也是城乡公平的基本要求。从各地招聘大学生村官十几年的实践来看，哪怕只有少数人留在乡村，也能从局部解决村干部年龄偏大、知识老化、发展能力薄弱的问题，局部改善的不断累积，最终必能带动乡村整体进步。
　　“城里少一个大学生没什么，村里多一个大学生了不起。”十年前，是这话打动大学生黄俊，让他选择回村“接棒”。今天，江都多了一名称职的现代村官，而黄俊也在乡村闯出别样的成功路。愿更多的大学生村官沉下身子，融入乡村。青春向下，生命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