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坊镇上的大学生“村官”
来源:
《人民日报》2009年1月20日第16版
发布时间:2009-01-22 16:06
回想起来,2006年的那个正月,对于刘亚鹏来说非比寻常。也许,他作出的将是改变自己一生的一次选择。
这次选择,让他与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结缘,成为了二条街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这一年,北京市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公开招聘北京生源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非北京生源的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职务,“计划3至5年内,实现每个村、 每个社区至少有1名高校毕业生”。
刘亚鹏正是其中之一。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他把这次选择视作一次“精神回归”。
1月12日早晨,记者见到了刘亚鹏。高大壮实、肤色黝黑的他混在村民中间,很难一眼分辨。
二条街村委会是一个有四间平房的院落,西厢房的角落里,是刘亚鹏的办公桌,桌上是镇里给配的电脑,以及整齐码放的文件。不时有村民推门而入,有找刘亚鹏办合作医疗的,也有来询问村里事情的。10点多钟,刘亚鹏跨上自行车,到十几里远的镇上去申报村里信息。工作间隙,内向且不善言谈的他讲述了自己的“村官”经历。
初识马坊
说来很巧,2006年正月初八,当时中国农业大学读大四的刘亚鹏正在为找工作忙碌,过完春节就早早回到了学校。正好赶上了第一批大学生“村官”的申报。
虽然当时返校的学生不多,申报时间又紧,但报名的学生人数依然超过了600人。在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之下,大学生“村官”的待遇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按北京市规定:其薪酬第一年平均每人每月2000元,第二年2500元,第三年3000元,并按有关政策,为其缴纳各类社会保险;非北京生源的北京高校毕业生,聘用后连续两年考核合格者,经批准,可转为北京市户口;此外,“村官”参加公务员考试、研究生考试都有相应的加分优惠政策。
然而,在山西长治偏远农村长大的刘亚鹏还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我骨子里对农村有非常深的感情,听到别人说农村不好就很不舒服,真心希望农村的地位能有提高。”刘亚鹏清楚地知道农村的落后,知道农民的贫苦,想要用知识改变农村面貌的想法在他体内膨胀。那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
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家里之后,不出意料招来一致反对。他是家里的独子,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家里人希望他在城里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深谙农村世故的父亲告诫说:“孩子,下去容易,上来难。”倔强执拗的他没有动摇。
几天后,面试在院系内展开,层层考核筛选后,剩下几十人。
一周后,在最后的面试会上,刘亚鹏第一次见到了二条街村书记李连江。这位40岁出头的村干部,当时正在为组建村里的蔬菜产销协会发愁,反复掂量,他选中了农药学专业的刘亚鹏。与他一起被选走的还有北京联合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王丽娜,日后二条街村远近闻名的“草莓天使”。
2006年3月7日,提出申报后的一个月,刘亚鹏跟其他同学一起开始了“村官”生活。以后的每年3月7日,马坊镇年轻的大学生“村官”们都会聚在一起,纪念这个日子,他们称之为“马坊助理日”。
理想照进现实
其实,在面试之前,刘亚鹏就曾偷偷跑去马坊镇实地“考察”。毕竟是北京的农村,比山西老家的情况好得多。村里基本都铺了水泥路,很干净。然而,一路上,由市区到郊区,繁华和荒凉之间的巨大反差,还是让他心里受到了一次冲击。
起先,刘亚鹏住在村里宿舍,后来村里建了文化大院,他就搬了过去。
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桌,一个简易衣橱,一台电脑。床上超厚的棉被是村干部特地为他做的,地上散放着萝卜白菜等,那是村民送他的。没有暖气,他要自己烧蜂窝煤取暖。书桌上方,工工整整地写着四个字:“心气和平”。
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艰苦的生活条件。上大学之前只会讲山西土话的刘亚鹏最先遭遇的是语言关。这边讲的是唐山味的北京话,十句话有八句听不懂。环境不熟,语言不通,在到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刘亚鹏一直没法适应,更别说融入。
刘亚鹏很感谢李连江书记。他得到了很多锻炼的机会,比如做会议发言的文字记录、参与村里大大小小各种会议,甚至把村里的大项目也放手交给两个“乳臭未干”的“村官”。
刘亚鹏是幸运的,因为,大多数“村官”都还只是在从事简单琐碎的文秘工作。很多人甚至在做“村官”的第一年,就开始为三年之后考研、考公务员、找工作做准备了。
2006年的“草莓项目”让刘亚鹏和王丽娜这对“最佳拍档”大展拳脚。他们一个懂技术,在家指导生产,一个懂管理,在外负责联系销售。当年,每个温室大棚纯收益两三万元,收回成本。次年,大棚数量由30个扩大到69个。
在村南头的草莓大棚里,沉默寡言的刘亚鹏像变了一个人。“种草莓,需要注意防治白粉病。开得不好的花要掐掉。上午要放风,中午要看温度,放帘子。”
大棚里,一颗颗饱满的草莓果鲜艳欲滴,村民们忙着采摘、装箱,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小伙子是块金子。有啥不懂的我们都找他。”几位大姐笑嘻嘻地说刘亚鹏。
“静电喷雾技术你帮我查得咋样了?有没有这种喷头啊?”村民王玉山一见到刘亚鹏就问。“有这种喷头,我跟刘老师联系了,他现在国外,明天下午才能回来。”刘亚鹏介绍,这种静电喷雾技术,不仅能节约农药用量,还能很好解决农药残留问题。在刘亚鹏的技术支持下,王玉山大叔家的草莓去年还荣获了全国草莓文化节一等奖。
“村官”们的到来,让村子在潜移默化中有了改变。
“村里的文件管理、制度运作都规范了,他们思想灵活,懂网络,懂技术,填补了农村这方面的空缺。”李书记如是说。
相比3年前刚来马坊,刘亚鹏的眼睛里多了成熟自信。内向的性格里,依然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人生起步
与刘亚鹏的内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腾宇。
早在2005年,北京就曾在平谷和延庆两地进行大学生“村官” 试点。这次尝试为后面“村官”计划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黄腾宇是这一年北京选取的32名“村官”之一。
被分配到塔寺村的黄腾宇,好像从来就没有过彷徨与不适。他把到农村工作看作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在农村长大,且学习农村区域与发展专业的他,在学校期间即参与了大量与“三农”问题相关的社会实践和调研。似乎从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刻起,他就设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月12日,见到黄腾宇时,他刚刚从“北京”气喘吁吁赶回来。(京郊的“村官”们都习惯这样称呼市区)他去给村里的十字绣作品联系买家,可惜不是很顺利。
凭借着优秀的口才、出众的组织领导能力,黄腾宇的“村官”生涯如鱼得水。他成立了畅通达保洁公司,帮助10余名村民解决就业;他组织留守妇女编织十字绣,并帮她们联系销路;他帮村民预测市场行情,为创业致富出谋划策……
2007年,他在村干部换届选举中高票当选村委会委员,彻底去掉了加在村官头上的引号,真正参与到村务决策中去。
同年5月,黄腾宇与同为“村官”的畅泽萍结婚,实现了爱情事业的双丰收。如今,妻子已考入平谷区公务员,两人在镇上也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黄腾宇给自己的村官规划是5年,2010年任期满后,他要创立自己的乡镇企业。
根据平谷区“村官办”数据,2005年试点的32名“村官”中,三年合同到期,续签合同的有23名,7名考上公务员,2名选择了离开。
如今,刘亚鹏也同样站在了重新抉择的岔路口。他跟身边的大多数同伴一样,正在为公务员考试做准备。他也一直在考虑创业,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至于是否续签合同,他还不愿表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专业对口,他都更愿意留在农村。而这三年“村官”经历也将成为他受益一生的宝贵财富。
马坊镇是足可以骄傲的。
这三年里,马坊镇的大学生“村官”做出了响当当的成绩,屡见报端,成了明星。
先后涌现出杜雯、王丽娜两名市级优秀大学生“村官”;王丽娜荣获“北京市五四奖章”,成为全国大学生“村官”的优秀典型;杜雯被评为2007年“京郊十大新闻人物”,光荣当选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梨羊村“村官”陈娟主持超甜玉米推广项目,注册了北京市第一个由大学生“村官”出资的特色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
果各庄“村官”刘宝平利用所学法律知识,组建“为民法律援助社”,化解多起村民纠纷,为村民梁金高挽回了10万元的经济损失……
在这场被誉为“21世纪上山下乡”运动中,马坊走在了前沿。从帮助大学生“村官”尽快进入角色,到从制度上对他们进行规范化管理,再到为他们拓宽服务渠道,马坊的不断探索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在探索中前行
从1995年江苏省率先招聘大学毕业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至今,有关大学生“村官”的探索已经步入了第十四个年头。
2008年3月,中央关于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的决定,让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农业大学胡跃高教授根据全国各省市汇总上来的调研数据估计,仅去年全国新招聘大学生“村官”就有近8万人,“村官”总量超过15万人。
“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的政策符合地方的需求。”胡教授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措。
过去30年,中国形成了一个“农民工潮”,一方面是城市面临就业压力,人才闲置,一方面是农村人才匮乏,求贤若渴。大学生“村官”的出现给知识青年向农村回流打开了一个通道。“希望在未来的30年,可以形成一个‘大学生潮’,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生力军,如果这两个潮能够结合起来,才是完满的。”
最近一份全国调查结果显示,对于3年届满后的工作去向,39%的大学生“村官”想考公务员,5%想考研。可以看出,到农村担任“村官”,是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在就业压力和优惠政策引力下作出的选择。
如何让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呆得住,干得好,流得动”,是今后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我们也寄希望于这些大学生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和希望,但不能指望两三年就能有多大成绩。”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王国锋认为,大学生“村官”定位一定要低一些,了解农村,体验农村,为今后工作打基础。真要改变,就要扎根农村。
对于当前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开展,胡跃高教授给出了三方面的建议:首先应当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体系,包括科学的选拔机制、培训和管理机制、监督考核机制,以及任期届满后的分流导向机制,确保各项优惠政策充分落实,保证长期稳定吸引和留住真正热爱农村、有能力的大学生扎根建设新农村。其次,大学生“村官”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有理想,能吃苦,有本事。最后,全社会应为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包括在资金、信息、技术上的支持,为他们建功立业拓展渠道。
这次选择,让他与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结缘,成为了二条街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这一年,北京市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公开招聘北京生源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非北京生源的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职务,“计划3至5年内,实现每个村、 每个社区至少有1名高校毕业生”。
刘亚鹏正是其中之一。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他把这次选择视作一次“精神回归”。
1月12日早晨,记者见到了刘亚鹏。高大壮实、肤色黝黑的他混在村民中间,很难一眼分辨。
二条街村委会是一个有四间平房的院落,西厢房的角落里,是刘亚鹏的办公桌,桌上是镇里给配的电脑,以及整齐码放的文件。不时有村民推门而入,有找刘亚鹏办合作医疗的,也有来询问村里事情的。10点多钟,刘亚鹏跨上自行车,到十几里远的镇上去申报村里信息。工作间隙,内向且不善言谈的他讲述了自己的“村官”经历。
初识马坊
说来很巧,2006年正月初八,当时中国农业大学读大四的刘亚鹏正在为找工作忙碌,过完春节就早早回到了学校。正好赶上了第一批大学生“村官”的申报。
虽然当时返校的学生不多,申报时间又紧,但报名的学生人数依然超过了600人。在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之下,大学生“村官”的待遇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按北京市规定:其薪酬第一年平均每人每月2000元,第二年2500元,第三年3000元,并按有关政策,为其缴纳各类社会保险;非北京生源的北京高校毕业生,聘用后连续两年考核合格者,经批准,可转为北京市户口;此外,“村官”参加公务员考试、研究生考试都有相应的加分优惠政策。
然而,在山西长治偏远农村长大的刘亚鹏还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我骨子里对农村有非常深的感情,听到别人说农村不好就很不舒服,真心希望农村的地位能有提高。”刘亚鹏清楚地知道农村的落后,知道农民的贫苦,想要用知识改变农村面貌的想法在他体内膨胀。那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
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家里之后,不出意料招来一致反对。他是家里的独子,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家里人希望他在城里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深谙农村世故的父亲告诫说:“孩子,下去容易,上来难。”倔强执拗的他没有动摇。
几天后,面试在院系内展开,层层考核筛选后,剩下几十人。
一周后,在最后的面试会上,刘亚鹏第一次见到了二条街村书记李连江。这位40岁出头的村干部,当时正在为组建村里的蔬菜产销协会发愁,反复掂量,他选中了农药学专业的刘亚鹏。与他一起被选走的还有北京联合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王丽娜,日后二条街村远近闻名的“草莓天使”。
2006年3月7日,提出申报后的一个月,刘亚鹏跟其他同学一起开始了“村官”生活。以后的每年3月7日,马坊镇年轻的大学生“村官”们都会聚在一起,纪念这个日子,他们称之为“马坊助理日”。
理想照进现实
其实,在面试之前,刘亚鹏就曾偷偷跑去马坊镇实地“考察”。毕竟是北京的农村,比山西老家的情况好得多。村里基本都铺了水泥路,很干净。然而,一路上,由市区到郊区,繁华和荒凉之间的巨大反差,还是让他心里受到了一次冲击。
起先,刘亚鹏住在村里宿舍,后来村里建了文化大院,他就搬了过去。
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桌,一个简易衣橱,一台电脑。床上超厚的棉被是村干部特地为他做的,地上散放着萝卜白菜等,那是村民送他的。没有暖气,他要自己烧蜂窝煤取暖。书桌上方,工工整整地写着四个字:“心气和平”。
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艰苦的生活条件。上大学之前只会讲山西土话的刘亚鹏最先遭遇的是语言关。这边讲的是唐山味的北京话,十句话有八句听不懂。环境不熟,语言不通,在到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刘亚鹏一直没法适应,更别说融入。
刘亚鹏很感谢李连江书记。他得到了很多锻炼的机会,比如做会议发言的文字记录、参与村里大大小小各种会议,甚至把村里的大项目也放手交给两个“乳臭未干”的“村官”。
刘亚鹏是幸运的,因为,大多数“村官”都还只是在从事简单琐碎的文秘工作。很多人甚至在做“村官”的第一年,就开始为三年之后考研、考公务员、找工作做准备了。
2006年的“草莓项目”让刘亚鹏和王丽娜这对“最佳拍档”大展拳脚。他们一个懂技术,在家指导生产,一个懂管理,在外负责联系销售。当年,每个温室大棚纯收益两三万元,收回成本。次年,大棚数量由30个扩大到69个。
在村南头的草莓大棚里,沉默寡言的刘亚鹏像变了一个人。“种草莓,需要注意防治白粉病。开得不好的花要掐掉。上午要放风,中午要看温度,放帘子。”
大棚里,一颗颗饱满的草莓果鲜艳欲滴,村民们忙着采摘、装箱,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小伙子是块金子。有啥不懂的我们都找他。”几位大姐笑嘻嘻地说刘亚鹏。
“静电喷雾技术你帮我查得咋样了?有没有这种喷头啊?”村民王玉山一见到刘亚鹏就问。“有这种喷头,我跟刘老师联系了,他现在国外,明天下午才能回来。”刘亚鹏介绍,这种静电喷雾技术,不仅能节约农药用量,还能很好解决农药残留问题。在刘亚鹏的技术支持下,王玉山大叔家的草莓去年还荣获了全国草莓文化节一等奖。
“村官”们的到来,让村子在潜移默化中有了改变。
“村里的文件管理、制度运作都规范了,他们思想灵活,懂网络,懂技术,填补了农村这方面的空缺。”李书记如是说。
相比3年前刚来马坊,刘亚鹏的眼睛里多了成熟自信。内向的性格里,依然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人生起步
与刘亚鹏的内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腾宇。
早在2005年,北京就曾在平谷和延庆两地进行大学生“村官” 试点。这次尝试为后面“村官”计划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黄腾宇是这一年北京选取的32名“村官”之一。
被分配到塔寺村的黄腾宇,好像从来就没有过彷徨与不适。他把到农村工作看作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在农村长大,且学习农村区域与发展专业的他,在学校期间即参与了大量与“三农”问题相关的社会实践和调研。似乎从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刻起,他就设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月12日,见到黄腾宇时,他刚刚从“北京”气喘吁吁赶回来。(京郊的“村官”们都习惯这样称呼市区)他去给村里的十字绣作品联系买家,可惜不是很顺利。
凭借着优秀的口才、出众的组织领导能力,黄腾宇的“村官”生涯如鱼得水。他成立了畅通达保洁公司,帮助10余名村民解决就业;他组织留守妇女编织十字绣,并帮她们联系销路;他帮村民预测市场行情,为创业致富出谋划策……
2007年,他在村干部换届选举中高票当选村委会委员,彻底去掉了加在村官头上的引号,真正参与到村务决策中去。
同年5月,黄腾宇与同为“村官”的畅泽萍结婚,实现了爱情事业的双丰收。如今,妻子已考入平谷区公务员,两人在镇上也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黄腾宇给自己的村官规划是5年,2010年任期满后,他要创立自己的乡镇企业。
根据平谷区“村官办”数据,2005年试点的32名“村官”中,三年合同到期,续签合同的有23名,7名考上公务员,2名选择了离开。
如今,刘亚鹏也同样站在了重新抉择的岔路口。他跟身边的大多数同伴一样,正在为公务员考试做准备。他也一直在考虑创业,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至于是否续签合同,他还不愿表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专业对口,他都更愿意留在农村。而这三年“村官”经历也将成为他受益一生的宝贵财富。
马坊镇是足可以骄傲的。
这三年里,马坊镇的大学生“村官”做出了响当当的成绩,屡见报端,成了明星。
先后涌现出杜雯、王丽娜两名市级优秀大学生“村官”;王丽娜荣获“北京市五四奖章”,成为全国大学生“村官”的优秀典型;杜雯被评为2007年“京郊十大新闻人物”,光荣当选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梨羊村“村官”陈娟主持超甜玉米推广项目,注册了北京市第一个由大学生“村官”出资的特色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
果各庄“村官”刘宝平利用所学法律知识,组建“为民法律援助社”,化解多起村民纠纷,为村民梁金高挽回了10万元的经济损失……
在这场被誉为“21世纪上山下乡”运动中,马坊走在了前沿。从帮助大学生“村官”尽快进入角色,到从制度上对他们进行规范化管理,再到为他们拓宽服务渠道,马坊的不断探索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在探索中前行
从1995年江苏省率先招聘大学毕业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至今,有关大学生“村官”的探索已经步入了第十四个年头。
2008年3月,中央关于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的决定,让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农业大学胡跃高教授根据全国各省市汇总上来的调研数据估计,仅去年全国新招聘大学生“村官”就有近8万人,“村官”总量超过15万人。
“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的政策符合地方的需求。”胡教授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措。
过去30年,中国形成了一个“农民工潮”,一方面是城市面临就业压力,人才闲置,一方面是农村人才匮乏,求贤若渴。大学生“村官”的出现给知识青年向农村回流打开了一个通道。“希望在未来的30年,可以形成一个‘大学生潮’,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生力军,如果这两个潮能够结合起来,才是完满的。”
最近一份全国调查结果显示,对于3年届满后的工作去向,39%的大学生“村官”想考公务员,5%想考研。可以看出,到农村担任“村官”,是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在就业压力和优惠政策引力下作出的选择。
如何让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呆得住,干得好,流得动”,是今后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我们也寄希望于这些大学生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和希望,但不能指望两三年就能有多大成绩。”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王国锋认为,大学生“村官”定位一定要低一些,了解农村,体验农村,为今后工作打基础。真要改变,就要扎根农村。
对于当前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开展,胡跃高教授给出了三方面的建议:首先应当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体系,包括科学的选拔机制、培训和管理机制、监督考核机制,以及任期届满后的分流导向机制,确保各项优惠政策充分落实,保证长期稳定吸引和留住真正热爱农村、有能力的大学生扎根建设新农村。其次,大学生“村官”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有理想,能吃苦,有本事。最后,全社会应为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包括在资金、信息、技术上的支持,为他们建功立业拓展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