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三大新兴党建领域框架
所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格局的新模式，是指以农村、国有集体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三大传统党建领域和社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三大新兴党建领域并存发展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种新的目标模式。
对这一模式的探索源于对“隐性党员”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大连裕翔科技有限公司引进的双博士陈安尚有些郁闷。身为共产党员的他因为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而无法落转组织关系，成了名副其实的“隐性党员”。“人生的目的只剩下赚钱，精神上没有寄托。”他几次向企业提出辞职。
8年前，像陈安尚这样的“隐性党员”，在全国普遍存在。
有关调查显示，仅先进性教育期间，全国各地就通过“双找”（党员找党组织、党组织找党员）找到“隐性党员”百万之多。而大连市“隐性党员”高峰时达到了党员总数的16.7%。这些“隐性党员”游离于城乡之间，遍布社会各个角落，造成党员与党组织“分离”。
“隐性党员”从哪里来，为什么没有党组织来承接？
调查显示，“隐性党员”从农村、国有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三大传统领域流出，流入了社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三大新兴领域。而三大新兴领域发展迅猛却没有建立或健全党组织。我们党对基层组织的覆盖出现了“空白”，党的基层组织与新生社会经济组织发生了“脱节”。在新领域，如果组织建设不能及时跟进，势必造成基层党建新的空白点，党最终将丧失这个领域的群众基础。
“分离”与“脱节”两大问题的存在，促使大连在研究与探索中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上层建筑的党建工作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必须从体制机制的角度进行改革创新。
从2001年开始，大连市分四个阶段，依次在社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对流动党员进行集中梳理，共帮助7.5万名“隐性党员”重新建立新的党组织。
同年，在掌握了“隐性党员”的基础数据后，大连全面启动社区党建工作。
由于新经济组织领域和新社会组织领域两者的划分思路不是很明确，所以一开始，三大新兴领域都隐含在社区党建里面。但大连组织工作者在实践中发现，社区党建以服务群众为重点，目的是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而后两者均以盈利为目的，让他们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去服务群众显然不现实。
于是，2002年，大连全面启动新经济组织领域的党建工作。而新社会组织依然包含在新经济组织党建领域内。
在推进工作中，新经济组织与新社会组织的区别逐渐显现出来：
新经济组织是通过向社会提供商品服务来盈利，除了技术层和管理层以外，基本都是些普通工人。而新社会组织是以对社会提供专业知识服务获利，如律师、会计师、民办教育等，集聚了大批知识精英；
新经济组织属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制度范畴，而新社会组织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经济组织以“生产经营为中心”，新社会组织以“公正诚信为基础”；
……
因此，大连在2003年，又全面启动了新社会组织领域党建工作。三大新兴领域都开启了党建工作的大门，三大传统领域党建工作也进一步推进改革创新，至此，六大领域目标模式的框架已基本形成，并逐步为社会所认可。
2004年，大连市召开全市基层党建工作会议，对科学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进行了全面总结。先进性教育活动展开后，大连市委进一步在活动中深化完善新探索，整体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的改革与创新。
从“科学构建”到“深化完善”，大连创新基层组织建设格局之路已经走了整整8年！
社区党建：从组织覆盖到功能提升
2001年，大连在启动社区党建工作时，率先将街道党委统一改为党工委，构建起以“社区党总支（党委）——楼院和‘功能型’党支部——门栋党小组”为架构的社区党组织体系，明确社区党建基本责任，健全协调机构，完善共驻共建运行机制，实行党工委成员职务任期制和年度工作报告制等。同时，在社区积极开展以“五个好”为目标的争创“标兵街道党工委”、“标兵社区党组织”和“党员奉献在社区”活动。
然而新事物总会遇到新问题。
近些年，社区内涌现了大量群众性组织，如合唱团、义工队，越来越多的党员从家庭走向群众性组织。以马栏街道为例，2006年上半年，辖区群众组织已发展到72个，成员达1700多人，其中党员858人，直接或间接影响社区群众达2万多人。这种现象使社区党组织在对社区内群众性组织的领导上出现了“盲区”，在对党员的管理上出现了“盲点”。
从2006年起，马栏街道按照基层组织格局新模式关于“党组织设置要与其所依附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等各种基层组织紧密贴近”的要求，率先探索创建了以社区群众性组织为依托的“功能型”党支部模式，建立各类功能型党支部32个，管理党员768名。如在广场社区法律维权站成立维权站党支部，依托兰青社区军嫂成立军嫂党支部，在西苑社区再就业指导站成立再就业指导站党支部。同时赋予这些党支部以不同的具体任务和特色职责。
在大连，像马栏这样的街道、社区都在根据各自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方式，依托不同的载体，打造适合本区实际的党建亮点。周水子街道建立了58个楼院党员服务站，大都以党员个人名字命名：东生党员服务站、永海党员服务站、红梅党员服务站等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云飞告诉记者，选择有“光荣历史”的党员担任站长，并冠以党员个人名字，亮出的是党员身份，激发的是党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这样一来，党员看自己‘还行’，群众看党员‘真行’。”
新经济组织：从企业拒建到“靠党建留人”
如果说，社区党建启动较早、进展较快，相比之下，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这两个新生领域的党建工作则让大连组织部门花费了不少心血。刚开始，有的企业干脆拒绝建立党组织，即使建立了党组织，在开展活动、发挥作用方面也得不到企业主的支持。一些党员自由散漫成了习惯或出于某种考虑，对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不够积极主动。新经济组织党建要得到企业主的理解、党员们的支持，势必要走一段不短的路。
事实上，以2002年8月全市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会召开为起点，六年来各级党组织始终把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置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而不断探索创新。区市县、街道（乡镇）分别成立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工委、综合经济党委（党总支），建立了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主体明确的管理体系；探索创新了私企“内建”、外企“派建”、个体工商户“外建”等多种组建模式，实行“一票否决”制，全市新经济组织中已建立党组织4968个，有党员3.5万名，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2350名；非公有制企业中已建党组织占应建的比例为98.2%，占企业总数达到23.5%，其中2160户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全部建立了党组织，单独组建率达98.6%。其中包括在大连的三家沃尔玛超市等外资企业和大连胜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等台资企业。
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开展使许多“隐性党员”现了身。裕翔科技建立党组织以后，陈安尚不仅落下了组织关系，还担任了第二支部的书记，带领党员职工们加班加点干事业，研制的铂炭催化剂填补了涂料领域的国内空白，公司业务量大增，效益明显上涨，近期还准备运作上市。陈安尚再不提辞职之事。“过去，企业留人靠待遇、靠感情、靠事业，现在可以再加一个：靠党建留人。”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企业主认识到，一个党员就是一个人才。去年7月14日，大连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商局及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举办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员员工招聘会，全市118户非公有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1028个，3100多名党员及外地来连求职人员、应届毕业生、失业下岗职工等参加应聘，687名党员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83名党员被当场聘用，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至今，大连的私营企业招聘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做法：同等条件下，党员优先录用。
从企业主的不信任党组织到倚靠党组织来协调关系、构建企业文化，从党员“隐身”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大连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渐渐驶入了快车道。
新社会组织：从“行政无主管”到“党组织必须有上级”
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比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起步要晚一些，面临的问题更为棘手：从政府“母体”中分离出来的社团、中介、民办非企业等社会组织在社会各类组织的“重新洗牌”中，成了上级无主管的“独立大队”。
行政无上级，党组织往哪里挂靠，党员由谁管理，党建工作如何开展？党建责任主体不明确成为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一道难解的题。
2003年，以理顺党建责任主体为重点的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全面启动。按照“谁审批谁主管，挂靠谁谁负责”的原则，将党建责任确定为：业务主管或行政挂靠单位党组织管理为主，行业自律组织党组织管理为依托，市县分级负责。
市司法局机关党委曾管辖25个律师行业党支部（总支），管不过来成了“一盘散沙”。根据市委组织部要求，司法局把原来律师管理处承担的律师行业管理职能转移到律师协会，在律师协会成立党委、纪委，隶属司法局党委领导，由律师协会党委具体负责下属各党支部和党员队伍建设。
这就是具有大连特色的新社会组织“协会+党委”模式。
依照此方式，市级层面先后在律师、注册会计师和注册资产评估师、房地产中介、职业培训、职业介绍、驾驶员培训、国际货运代理、民办教育、文化娱乐、医疗卫生等14个行业成立了协会党委，区市县的民办教育、医疗卫生、药品零售等行业也相继成立行业协会党组织，目前，全市5500多个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有722个，党员人数达到6600名。
最早设立党委的律师协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在52家律师事务所建立了党支部31个，有律师党员178名。6年来，协会党委开展了“一个支部一个战斗堡垒”、“一名党员一面旗帜”和“党员先锋岗”等主题实践活动，开设协会活动网站，吸引了更多的律师通过互联网远程参加支部活动。协会党委“贴近业务抓党务”，两者相融相通，使广大的律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战场大显身手。同时，协会党委还组织律师们为政府提供法律支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6年来，有46个律师事务所和175名律师受到市以上政府和行政机关表彰；63名律师担任省、市、区市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4个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党支部；29名律师党员被评为司法系统优秀党员。2006年，律师协会党委被大连市委评为先进党委。
大连律师协会秘书长李宏翔介绍：“在这些优秀行列中，党员律师占到90%以上。共产党员的价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年轻律师认同。”
三大传统党建领域突破体制约束
按照新模式要求，基层党建工作要在6个领域整体推进。传统领域党建工作的创新与发展也不容忽视。
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党员队伍给人的直观印象就是年龄偏大，“七个党员八颗牙”是人们对这种现象的戏谑性说法。2006年，大连在解决“老化”过程中，一边提出正确看待“老化”问题，一边想出了新办法，即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将老年党员和青壮年党员实行分类管理。以65周岁为界，将青壮年党员和老年党员分属不同党组织管理，便于对农村党建工作的分类指导。
按照这个办法，大连农村党建突破体制约束，普遍采用了“1+4”模式，即将原来的村党支部统一升格为党总支，所属党支部按照区域特点、产业规模、党员年龄和职业分布，设置种植（养殖）业党支部、新型产业经济党支部、外出务工党支部和老年党支部，在此基础上，对党员实行设岗定类。
以付家村为例。付家村党总支下设蔬菜（种植业）党支部、新型经济组织党支部（包括葡萄党支部和樱桃党支部）、外出务工党支部和夕阳红（老年）党支部，各党支部还对党员进行了设岗定责。
“以前党员开会，什么问题都一股脑带上来，结果什么也解决不好。体制创新后，现在我们葡萄党支部的党员都是葡萄种植大户，一开会就在一起讨论葡萄种植技术，解决难题，互相帮助，大大促进了本村经济发展。”葡萄党支部书记苏国久说。
在体制创新的同时，大连涉农区市县还结合开展“三级联创”活动，开展了“创业富民”、“千名干部包千村”等活动。为了让党员有活动阵地，大连将分三年时间，指导全市村村建立党员活动室。有一个小故事让王乃波记忆犹新：某村一个老党员，天天提着小板凳去看兴建党员活动室。活动室建好了，王乃波到村里考察，临走时老党员附在他耳边说：“共产党又回来了！”
与农村党建同属传统领域的国有集体企业党建和机关事业单位党建也经历了改革创新，进入一个发展的新阶段：
——在新模式的指导下，大连国有集体企业领域的党建工作改革创新分了两步走：其一，将市属国有集体企业党建工作统一纳入国资委党委；其二，实行“企业改制与理顺党建责任主体”同步，所有改制企业的党建工作全部转隶区市县委。
在此基础上，大连按照建立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全面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工作重心下移，集中整顿软弱涣散的党支部。
——在机关事业单位，新模式彻底改变了过去多年机关党建各自为战的局面。大连从确保机关党建工作统一性、提高机关整体效能出发，按照机关党建共同规律和特点，理顺了市级机关党组织体系，凡已成立了党委的市直委办局，其机关党建工作均由市直机关工委统一领导，全市机关党建形成“一盘棋”。
党旗红遍每个角落
8年了，新模式究竟给大连的基层党建工作带来了什么？
大连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吴兴彬感到：“现在的基层党建工作比以前‘顺’了、‘好干’了!”
据介绍，从工作的角度来看，新模式的五大特征正日益凸显：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进一步明晰；基层党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党员管理进一步规范；目标任务进一步明确；党建责任主体切实到位。这一切为基层党建工作的开展理顺了各种关系，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新模式的成效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镜头之一：最近发生的汶川大地震，震撼了所有的中国人。远在大连的党员们心系灾区、踊跃捐款，截至6月30日，大连市广大共产党员共向灾区捐款1.1亿元，其中，交纳“特殊党费”达6110万元之多。
市直机关12764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6526336元，其中局级以上领导干部每人捐献了一个月的工资；
区市县15.8万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2680多万元；
市属及省属国有企业3.9万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1000余万元；
民营企业万达集团556名党员每人都交纳“特殊党费”千元以上，共计692000多元；
新社会组织大连市律师协会157名党员自发组织捐款27万多元；
……
这就是大连的党组织！这就是大连的党员！捐款活动体现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社会上反响非常强烈。
镜头之二：2007年3月4日，百年不遇的风暴潮使七顶山街道农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几乎所有的塑料大棚都被风暴潮毁坏，秧苗全部冻死。在灾难面前，七顶山街道专业党支部发挥了突出作用，带领党员积极开展抗灾自救，一边重建大棚，一边栽种小西红柿、小西瓜等见效快、市场畅销的蔬菜。当年农民收入没有减少，获得每亩4万元的收入。年底，全街道人均纯收入位居全区第一。
镜头之三：大连棒棰岛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德芳慨叹：“企业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有强有力的党建，越需要冲在前、打头阵的共产党员！”在抗击“非典”期间，调味厂车间主任于家宝在食醋生产大会战中，连续半个月吃住在车间，由于吃药过敏导致全身出水疱，但仍坚持不下火线，带动党员和积极分子主动参加会战，半个月的产量超过过去两个月的产量，企业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评价。
镜头之四：在大连开展的“开门评议机关”的活动中，机关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市直机关党工委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去年，我们先后召开了56个征求意见座谈会，共征求和接受群众投诉意见3774条，及时进行了整理反馈。各部门机关党组织做到对群众意见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
截至去年底，全市有基层党组织27516个，其中基层党委1116个，党总支2379个，党支部24021个，党员466665名。
一个党员一面旗。在大连这片美丽的土地上，466665面党旗红遍了每个角落，共产党员的光辉把新模式的前景照耀得更加明亮！
时代命题：让党员找到党组织让党组织找到党员
每一个党的组织都在上级的隶属编成内，每一个党员都在党组织的教育管理之中，这是党的执政得以长期稳定、巩固的基础优势。然而，当时代的车轮走过21世纪时，这一优势遇到了新情况。
其中，反映最突出，表现最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隐性党员”大量涌现。仅先进性教育期间，全国各地就通过“双找”（党员找党组织，党组织找党员），找到“隐性党员”百万之多。二是以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为主体的新经济组织和以社会团体、中介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为主体的新社会组织迅猛发展，而这些组织中并没有及时建立起党组织，我们党几十年形成的党组织对基层组织的全覆盖出现了“空白”。
“隐性党员”游离于党组织管理之外造成的党员与党组织相“分离”及基层党组织架构没有及时与新兴组织架构相匹配造成的基层党组织与应由其领导的其他基层组织相“脱节”现象，严重地损害和削弱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基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基础“不稳”势必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起“负面效应”。
而此时，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党肩上的担子更重，党面临的形势更严峻。
能不能带领人民走在时代前列？
能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能不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顺利实现跨世纪宏伟大业，不仅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高标准、高要求，作为“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全社会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必须适应时代发展，改革创新，创新形式，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基层是基础，无论做什么事情，夯实基础是最为重要的。中央领导曾反复强调：“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我们面向新世纪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迫切要求。”我们党的7000多万党员分布在3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之中。只有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健全而充满活力，党的整个组织才能坚强有力、朝气蓬勃。
“分离”也好，“脱节”也罢，这在我们党建党以来的基层组织建设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给基层党建工作带来的影响也是重大而深远的，为全党全社会所重视和关注更是空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破解两个基本问题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具有时代意义！
重大的时代意义和党建工作的使命，给了大连执著思考与探索的勇气。
既然问题始于党员“隐身”，那么破解问题的思路当然就要从让他们“现身”开始。2001年，大连市委组织部统一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大规模地毯式的排查，对流动党员进行集中梳理，结果找出了7.5万余名“隐性党员”。
通过对“隐性党员”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大连市委发现，“隐性党员”有在国企改革中产生；也有从行政管理体制深化和机关事业单位职能转变分流出来；还有的是在农村富裕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各种经济社会组织体系也出现严重分化，从而改变了基层党组织所依附的经济和社会的组织基础。
一个关于新时期基层党建重大而科学的判断形成：“两个基本问题”是经济社会变革的产物，而当前基层党建工作出现的一系列难题与困惑，都源于体制和机制的变革。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织架构相匹配的崭新的基层党建体制和机制，舍此别无他途。
破解困惑：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之路
然而，基层组织建设新格局的建立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在破解难题的前行路上，大连市委组织部的同志们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考、探索。“工作量之大，困难之多，真是难以想象。”
难题之一：“体制外”要不要建立党组织？
正当改革者们专心致志“一层一层剥开洋葱、寻找到本质内核”的同时，一个难题“横亘”面前——“体制外之说”。
当时关于在新兴领域组建党组织问题在学术界存在非常大的争论。一些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很多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社会组织，独立于传统的基本经济制度之外，而且原来一大二公的基本经济制度对应的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而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不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之内，因此，没有必要比照国有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去建立党组织。
然而，长期从事基层党建工作的大连党务工作者们感到，如果党在新兴领域不建立党的组织并加强党的建设，那么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基层的实现靠什么来保证呢？1997年开始的持续三年国企改革脱困，大连30万企业职工走向社会，其中就包含近7万党员找不到党组织。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体制外的经济成分会越来越多，相形之下党在基层的组织就会越来越少，那么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呢？
经过深入的分析与思考，大连的改革者们给出这样的论证：“体制外之说”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市场经济体制取代，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已经同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还何来体制内外之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在新兴领域建立党的组织呢？
毛泽东同志曾有一个关于阵地的比喻，说“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这话用在党的建设方面也一样。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组织是不可想象的。在那些新兴领域，共产党人不去占领，就必然会被别的什么占领，而这将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
理论推演至此，可以说“体制外之说”的理论障碍已经被冲破。
大连市委于2001年全面启动了社区党建，2002年全面启动了新经济组织党建，2003年全面启动了新社会组织党建。三年的努力，一步步把三个新兴领域的党建工作开展起来，占领了所有的“阵地”。
难题之二：党员为非公企业发展服务，是帮了“剥削者”的忙吗？
理论上的困惑层出不穷。消除了建党障碍，又出现了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目的质疑。
这是发生在四年前的事。大连甘井子区一位私营企业党支部书记任职一年多，从未组织过党员活动，有关领导找他谈话，他说出自己的难处：“有人说，党员为非公企业发展服务，是帮了‘剥削者’的忙！”
由于对目的的疑虑普遍存在，因此很多党组织和党员不愿甚至不敢在非公有制企业组织中发挥作用。
怎么办？
困惑、疑惑和迷惑，考验着人们的意志，也催人奋进和思考。
“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非公有制企业主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分子，非公企业的作用是在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理直气壮地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发挥作用。”大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乃波的解释化解了又一困惑。
几年前，胡锦涛同志在大连视察工作时指出，要“理直气壮地抓非公党建”。这句话让大连市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有了“主心骨”。
难题之三：社区党建共驻共建的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如何配套？
社区党建工作最初启动是在2001年。
继区、街道、社区、楼院等分层次构成的社区党建组织体系建立后，第二年，针对驻街企事业单位对社区党建缺少认识，没有积极性，大连市探索完善了共驻共建协调机制的方式，并通过“党建指导委员会”、“党建协调委员会”、“党建联席会”，先后与建立党组织的驻街大单位建立了共建关系。
一年以后，大连市委发现了新的问题。
这种以党组织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区共驻共建协调机制，其覆盖面比较窄，对相当一些没有建立党组织，特别是分布于社区街巷不成规模的个体户、商业网点以及民间群众性组织来说，更是只有“共驻”而无“共建”。
从职责上讲，作为“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街道社区党组织在和谐社区建设中负有重要的领导使命。但是，从“和谐”的内涵看，没有驻街单位和居民的最广泛参与，和谐社区建设就是不完整的。单位无论大小，人员不分身份，都应该参与社区建设，唯此，“驻”与“建”才能互动，共驻共建才能植根于民而久盛不衰。
基于这样的认识，2004年，日新街道在全市率先成立了街道工会联合会及遍布各种经济、社会和群众自治组织的103个下属工会组织，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成立了覆盖整个辖区的妇女联合会、综合治理委员会、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同时成立人大街工委，将市、区人大代表纳入组织管理体系，通过每月例会制度，使他们参与社区建设由各自的“分散行为”变成“有组织”的参与。
为了最广泛地动员和发动辖区单位和居民参与社区共建活动，一些社区还向居民下发了“全民参与构建和谐社区号召书”，将辖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表现与党内开展的“两先两优”评比挂钩，规定“不参与社区共建者没有参评先进的资格”，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社区党建共驻共建的活动内容。
难题之四：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党组织“建在企业内还是企业外”？
2002年，大连以开发区为基点全面启动了全市的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
建立之初，大连实行三种党组织组建模式，即“内建”、“外建”、“派建”。外资企业“派建”，通过管理层派进，建立党组织；够规模的企业进行“内建”；规模不够或者得不到支持的“外建”，通过建立联合党支部或依托人才市场等解决党员归属，这种模式适用于个体工商户。
接下来的摸索中，党务工作者发现，个体工商户规模小，数量多，经营形式不稳定，业户中党员数量少，流动性大。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相邻的几个业户党员集中起来成立联合支部，就会造成只要个别党员出现流动情况，联合支部中党员的数量就不充足。
长兴大市场的个案解决了这个“难题”。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综合农贸市场，其中1000多个经营户，党员15名。区街党组织结合实际，依托市场管理所建立了“长兴大市场党支部”，这样一来，党员人数集中，党组织辐射范围大，市场内的党员无论怎么流动都在党组织的管理之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有了组织保证。它的成功，为个体工商户建立党组织找到了一把“钥匙”。
如法炮制，一个个依托商务写字楼、工业园区、商业一条街、产业协会建立起的党支部雨后春笋般“蔓延开来”，党员全部纳入到党组织管理之中。
三种组织模式使非公企业中党组织的组建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它们是否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组建的最佳模式？
大连在新经济组织的探索上似乎并未停止。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这是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对民营企业党组织目标的首次规定。那么，党组织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呢？换种说法，实现这一目标的保障条件是什么？
经过深思熟虑，大连给出了答案：要在企业内部建立党组织。
因为，党的建设不是为了自身建设而建设，而是为了推动伟大的事业，只有将党组织建在内部，才能保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由此，大连转变思路：全市在2007年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全部建立党组织的时候，将符合条件的所有企业党组织全部建在内部。
难题之五：“行政无主管”的新社会组织党建“谁来管”？
大连市委组织部的同志讲了亲身经历：2003年初，市委组织部到一个政府部门调研社团中介组织党建工作，有关人员以“这些中介组织行政不隶属于我”为由，表示“他们的党建工作不归我们管”。
行政无上级，党组织往哪挂靠，党员由谁管理，党建工作如何开展？党建责任主体不明确成为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一道难解的题。
“虽然上级无主管，但其党组织不能无上级。”2003年，以明确党建责任主体、理顺管理体制为重点的大连市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党建工作全面启动。市委组织部出台了《关于成立行业协会党委的暂行规定》、《关于明确民办高校党组织隶属关系的通知》等文件，将党建责任确定为：业务主管或行政挂靠单位党组织管理为主，行业自律党组织管理为依托，市县分级负责。
但是很多基层单位提出质疑，仅教育局下面就有上千所的民办各类学校，卫生局下面有民办医疗1000多家。动不动就上百家、上千家的单位如何有效管理？
市委组织部从可行性出发，又提出先成立行业协会，再依托行业协会成立党组织，即“协会+党委”模式。各局负责宏观的党建指导责任，具体的党建业务由行业协会的党委直接负责。
经过几年的努力，社团中介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党建责任主体得到较好理顺。
……
从宏观理论层面到微观实践层面，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格局的大连模式经历了由实践到理论认知、由理论认知再到实践检验的过程。正因为如此，这一源自实践的党的基层组织格局创新探索成果得到了党建权威专家和党务工作者们的认可，一致认为基层组织建设格局的新探索“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对基层党建工作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升华，准确回答和破解了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创新没有终点：思考和探索仍在继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基层党组织怎么建？”这是一个渐进式课题，需要紧密结合各地实际，不断进行创造性探索。
为此，大连市进行了八年探索。这中间，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有过令人赞叹的成果，也有过饱含泪水的艰辛。
两个四载春秋，漫漫八年求索路。
大连市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贴近行业组织实际，求创新，求发展，求作为，探索并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基层党建三大传统领域和三大新兴领域的目标模式；探索并初步理顺了基层组织建设格局的管理体制，明确了党建工作责任主体；探索并初步找到了在三大新兴领域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党组织的覆盖面不断扩大；探索并初步回答了在三大新兴领域中如何通过明确功能定位和具体任务而开展工作的问题，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践证明，这些探索，源自基层，源自实践，是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从来都是同党的自身建设的伟大工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建工作也从来都是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和中心任务服务的。
大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宋善云告诉记者：“大连市基层党建工作形成的以三大传统领域和三大新兴领域为目标模式的基层组织建设新格局，推动了各领域党建工作的协调发展，但还要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予以深化和完善。”
创新没有终点，大连党务工作者们的思考和探索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