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大举侵略上海。
　　在上海陷落后不久，吴江也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虽然日本侵略军在吴江的土地上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但在沦陷区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和爱国运动此起彼伏，吴江人民更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保家卫国，抵抗日本的侵略。

    党组织的筹备和争取抗日武装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随后，皖南新四军军部、在上海的原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组织及中共浙西党组织，先后到吴江开展工作。
　　1938年9月，中共党员庄绍侦受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派遣，从安徽省泾县回太湖边开展工作，到达严墓（现铜罗、青云、桃源一带），其任务是物色可靠对象，介绍他们去参加新四军，以扩大新四军队伍。
　　1937年，坚持在上海进行地下斗争的中共中央特科成立了自己的外围组织“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即“武抗”）。此时，1933年加入共产党，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特科秘密党员王绍鏊（吴江同里人），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声望，积极进行抗日活动。
　　1938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情报系统负责人徐强、高原委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的李愈秋（又名陈显堂，化名丁秉成），到江浙太湖地区开展工作，争取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三四月间，根据特科党组织的指示，丁秉成通过统战关系与游击队长郝道生建立联系。经协商，游击队长郝道生同意接收“武抗”会员刘子荣、江军、于大桢、章燕、沈润泉等人编入部队。
　　中共吴江支部的建立及活动
　　1939年5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和上级指示，中共吴江支部在严墓车家坝建立，丁秉成任书记，组织委员为张琼英，宣传委员是施光华。不久，又建立了党支部领导下的“武抗”吴江支部，丁秉成兼任支部书记，张琼英、施光华、刘子荣、华大闲任支部委员。“武抗”成员编成了若干小组，在党与“武抗”支部的领导下，在政工队和当地青年中发展会员。党支部在“武抗”会员中，培养先进分子，吸收为中共党员。
　　党支部成立后，积极从政治理论上对“武抗”会员进行培训，从上海秘密运来一批革命书籍，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及进步文艺小说《铁流》等，并且经常召开组织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武抗”以县政工队为立足点，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武抗”在吴江活动的时间虽短，但是它在吴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培养了一批爱国家、爱人民、追求真理、有革命理想和勇于献身的青年骨干，他们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受到了切实的锻炼。
　　1939年2月，以顾玉良为书记、朱辉为组织部部长、徐洁身为宣传部部长、张之华为妇女部部长、黄炎为青年部部长、彭林为军事部部长的中共浙西特委成立。1940年10月，中共浙西特委以京（南京）杭（杭州）国道为界分路东特委和路西特委，吴江县严墓地区原属浙西特委领导的党组织，改由路东特委领导。

　　在日伪夹击中斗争迎接胜利
　　1940年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吴江县知事公署也改称为吴江县政府（汪伪）。在十分不利的形势下，浙西和特科的同志在国民党县政府、县政工队及严墓农村逐步建立了立足基地，他们利用这一有利因素，坚持敌后斗争，发动群众，扩大抗日力量。
　　1940年夏秋，中共党员王化鹏（王听涛）、朱闻礼（曾又余）、陈友群等先后从浙江省政工队转入吴江县政工队，并在瑾下浜建立中共苏浙特别支部。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3月，驻严墓的浙西路东特委和吴兴县委机关，分别撤向浙江的南浔和双林。
　　1941年7月，日伪宣布在苏、常、太地区开始第一期“清乡”，吴江被列入第二期“清乡”范围。在白色恐怖的逆境中，我地下党组织顽强地坚持斗争。
　　1944年下半年，抗日战争形势已经有了根本好转。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淞沪地区的抗日战争方针转变为恢复扩大抗日根据地，加强党的领导，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工作任务是配合大反攻，夺取大上海。
　　1945年8月9日，延安总部发布大反攻命令。淞沪支队决定与苏浙军区部队会师吴江县震泽一带后进军上海。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以广播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11日，上海地区举行受降仪式。
　　吴江人民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无不欢欣鼓舞，喜笑颜开。吴江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文中所有资料均来自《中共吴江地方党史（第一卷）》）